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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肖河:“去共同体时代”的序幕:2016年全球安全局势盘点与展望
文章来源:承包商会  发布时间:2016-12-13  阅读次数:434  责任编辑:系统管理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肖河研究员在承包商会2016行业年会“国际工程项目风险防范与应对”分论坛上的发言主题是“'去共同体时代'的序幕:2016年全球安全局势盘点与展望”,在发言中他对2016年全球安全局势特征进行了分析与归纳,并对2017年全球安全局势进行了展望,发言实录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肖河研究员出席分论坛并发言


就全球政治发展的轨迹来看,2016年可谓是冷战后至今最为千回百转、也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年。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中,反全球化的蔓延和民粹主义的抬头不断震惊世界,甚至可以说这两者所共同代表的某种涌动已经显示出成为世界大潮主流的迹象。这两种思潮的共同影响有两点:


第一,不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政治认同中的“我们”都在缩小、“他们”都在扩大,很多问题由“我们”之间的矛盾变为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冲突。而这意味着任何激烈的手段都不在是“过分”和“无度”,二战和冷战后人类奋斗数十年所塑造的国内和国际秩序大有剧变之虞。在国内,民粹主义是要找出危害人民的“他者”并将他们驱赶、改造或是消灭;在国外,反全球化是要个人自扫门前雪,通过重新拥抱排他性的主权来解决新时代的问题。曾经,虽然不甚成功,但是人们始终在追求由英国人成为欧洲人而再成为世界公民;然而现在,这一认同的扩张进程正在终结和反转,不仅移民、穆斯林甚至已经不再能够是美国人的一部分,而且美国的安危也不再与世界其它地区休戚相关,正所谓“太平洋足够广阔”。以此而言,2016年可能正是拉开了当代人类“去共同体化”的序幕。


第二,这两类诉求都生成要打破束缚大众实现其“根本利益”的种种“不公平”的中间规则和机制。在国内,这些要打破的对象就由是法律、议会、官僚、专家、政治正确、传统惯例所组成的一系列明示或者暗示的中间秩序;在国际上,就是要抛弃大部分或者所有“复杂难懂”的国际安排,拒斥一体化、自由贸易、全球治理等“精英概念”,通过最纯粹的利己行动来保护“国家利益”。与其说这两股思潮反对的是“精英”,不如说它们反对的是国内外的一切“中间”伦理、规范及其衍生出来的可见制度。而制度的破坏和认同的缩小都在加剧政治中的冲突和极端做法。


2016年的世界演变表明,这两大思潮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侵染了全球各国,甚至就连早已对此有所警惕、并且预先进行了制度预防的国家也未能幸免,英国出现了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意大利的修宪公投失败、或将步英国后尘脱离欧盟。而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以外,这两项思潮表现的更为突出。在俄罗斯,致力于打造“强人总统”形象的普京虽然面临着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却依然通过挑起和西方和邻国的对抗牢牢地巩固了自身的权力,并且成功地将其统治“无限期化”;在印度,同样以“铁腕”著称的莫迪完全不顾宪法的约束和“既有建制”的强烈反对,悍然废除旧有货币,引发了重大经济动荡;在日本,安倍正试图打破自民党“总裁不得连任三届”的传统,甚至多次以“重新选举本人必定当选,而汝等均属未定之数”来威胁反对的同僚,更遑论其还要进一步打破和平宪法和战后秩序等一系列“镣铐”;甚至在菲律宾,也出现了杜特尔特这样的人物,为了“保卫人民利益”而不惜在打击贩毒犯罪方面的大部分程序正义。这些政治现象同时出现,说明绝非偶然,这也构成了全球安全局势发展的“大势”。


在这一“认同”坍缩的“去共同体时代”,中国可谓是高举着自由贸易、区域开放与合作、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逆势而行”。可以预见,在饱受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折磨的未来世界里,中国的这一努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困扰。在发达国家,排外和经济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威胁中国的海外投资;而在发展中国家和动荡地区,很可能进一步撕裂的国家认同将会以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面目给中国带来更直接、更血腥的威胁。譬如中巴经济走廊,这一满怀着中国美好愿望的经济项目,在国际上会受到巴基斯坦与印度、阿富汗等国冲突加剧的影响,而在巴国内,也可能会听到更多的将其称为“旁遮普经济走廊”的刺耳杂音。这一“逆势前行”可能意味着中国的“走出去”将会遭遇世界范围内的趋势性变化,面临着潜在的巨大挑战。


具体而言,2016年的国际安全局势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和深化,世界安全形势持续恶化;第二是大部分主要大国趋于“内向”,国际安全体系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全球安全冲突愈加复杂;第三是中国成为全球安全竞争的主要焦点,面临的各类安全挑战更加广泛和尖锐。


(1)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加剧既体现为国家间冲突的增加,也表现为国家内部的动荡加剧。


首先,在国家间,重视相对收益的“现实主义”相对于重视绝对收益的“自由主义”再次抬头,各国存在于“安全困境”越陷越深的风险。所谓的安全困境即指一方之安全所得就是另一方之安全所失;乙方确保自身安全的行为会导致对方的不安全;最终导致局势的螺旋升级和长期的安全对抗,争相进行军备竞赛、对抗性联盟政治、争夺势力范围和缓冲国成为国际政治 。


当前,国家间冲突的突出代表就是俄美关系,俄罗斯认为其作为大国应当拥有其“天然势力范围”,其认为乌克兰无权加入欧盟和北约以及西方阵营,而这是乌克兰、东西欧各国以及美国无法接受的。在2016年,俄美关系、俄欧关系(以俄德关系为核心)均发生了质变。同时,俄罗斯想取得的势力范围也不限于乌克兰,中亚也被其视为自身的后院,这使得欧亚地区地缘政治也变得更为复杂化,中国的中亚外交和投资也深受其影响。


除了美俄关系以外,朝核问题也日益发酵。在接连进行核试验后,当前朝核危机已经进入了2.0版,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的螺旋升级,发过来朝鲜的核试验导致自身安全环境的恶化。其影响为韩国优先考虑安全而非经济(萨德问题、中韩关系的倒退)问题,有着明确敌人的日韩同盟得到巩固,慰安妇协定与情报互换得意达成。在2016年,东北亚地区的不稳定性增强,东亚的安全博弈压倒了经济合作。


此外,南海问题也出现了明显的恶化,包括中国在内各国的领土争端与民族主义情绪,然后又掺杂着与美国的国际秩序冲突(自由航行、海洋主权问题) 和其它战略竞争者的利用(日本、印度等),导致南海问题空前复杂,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整体战略和外交。在2016年,发生了菲律宾仲裁案、自由航行行动、日印奥等国的深度介入,从结果上看,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没有实质性改善,中美战略互疑加深、甚至出现了中美关系的“转折点”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止步不前。


其次,国家内部的动荡也在加剧,其冲突的主要载体是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恐怖组织、犯罪集团、分离主义者、其它不满现状的社会大众),呈现出了多层次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恐怖袭击)。在2016年,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入和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的双重作用,新矛盾从原来的少数“脆弱国家”(weak state)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国并不断深化。


持续经济衰退引发各国的民粹主义、排外情绪,社会对立和政治动荡加剧,显著增强了安全风险。在2016年这一经济基础动摇导致的失序已经由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带(希腊)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核心地区。能源资源国家的内部压力继续上升、严重者甚至呈现出崩溃的态势。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委内瑞拉经济崩溃,沙特、卡特尔等产油国也面临着急迫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压力。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两大根源的共同作用使得中东地区的脆弱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更加恶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开始由传统的动荡地区(中东、西非)和边缘地带进一步向相对稳定地区和中心扩散(西欧、北美、东南亚、非洲国家首都等中心地区)。


(2)主要大国的内向化和国际安全格局的碎片化全球范围内的冲突的控制力量显著减弱,放大和延长了各类危机和动荡。


发达国家中的关键国家纷纷减少了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外交指出、外交承诺、实质性国际干预(军事和安全行动),奉行孤立主义,其代表就是美国的奥巴马主义和英国的重回孤立主义。相对美英的收缩,法国、俄罗斯、中国的相对扩张都无法弥补“力量真空”,甚至反而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对抗,例如美俄在中东的竞争以及中美在东亚的竞争。事实上,奉行战略收缩的主要大国将力量集中于大国间的对抗,减少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在不稳定地区的安全干预(美国、日本、印度);战略扩张的国家也较少提供公共安全物品(提供能力和其它国家接受程度),相反还增加了地区不稳定。


其最严重的短期后果就是中东安全格局的瓦解(亲美—反美;支柱国家—脆弱国家),土耳其、沙特、伊朗、以色列等大国各行其是,代理人战争愈演愈烈(也门、叙利亚)。内外压力下,埃及、土耳其、沙特、伊朗国内政治均趋于不稳甚至是严重失序,难民等不安全外溢问题还将加剧。


(3)逆势而行的中国自然将遭遇亚种的挑战,“海外中国”的扩张与全球安全风险的迅速上升叠加,将严重增加中国的安全压力。


至2015年底,海外各类中国籍劳务人员已达102.7万人、留学人员将近200万人,境外注册的中资企业超过3万家、总资产达6.4万亿美元,内地居民出境人次达1.27亿。2004年至今,每年至少有1000名中国公民在海外死亡,仅2014年这一数字就有1451人。


2015年驻外使领馆就处理了8万多起领保案件。此外,中国的特殊性还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安全压力。中国的海外投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集中于高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地区。 一带一路集中于欠发达地区,东道国难以实质性地改善当地的安全环境、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这些地区的安全和政治经济环境还在持续恶化(巴基斯坦、南苏丹),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的长期性更是放大了安全风险(石油管线、港口)。


中国长期呈现海外保护能力弱,资源分配不足,跨部门协调能力差。 领事保护依赖于东道国政府的配合,政策工具极为有限。例如海外使领馆总共只有407名处理领保事务的人员,总预算只有3000万元,每年却要处理80000起案件,服务于1.27亿出境公民。因此,中国的海外安全供一直呈现出重处置、轻预防,缺乏海外情报和行动能力,重视人员保护、无法有效保护海外资产的特点。在2016年,这一基本态势并没有出现明显改变。


在这一现实的基础上,中国所面临的针对性战略竞争还在加剧。中美间的总体关系趋向于竞争性日本的针对性投资布局,提高了东道国的砝码,使中国处于更加不利的整体谈判地位。(印度、缅甸、孟加拉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此外,国际安全局势的碎片化导致的中等国家地缘竞争加剧,间接影响中国。(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伊朗、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地缘矛盾)。


可以预见,全球和中国国际安全形势恶化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逆转,这一判断基于三点主要考虑。第一、导致全球安全局势恶化的因素依然存在,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还将蔓延。特别是西欧的安全局势将趋于严峻;第二、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和不可预测性或将增强,东亚也或出现类似于中东地区的“碎片化”特征,安全竞争更加错综复杂;第三、由于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综合作用,中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或将遭遇更复杂、更尖锐的本地安全挑战和第三方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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